导语

当浙江广厦以替补阵容在亚冠赛场遭遇三连败、净负 67 分惨淡出局时，这已不是 CBA 球队首次在亚洲顶级赛事中沦为 “陪跑者”。从辽宁男篮去年临时拼凑阵容参赛，到广厦今年因全运会冲突被迫拆分为 “国家队” 与 “亚冠队”，亚冠联赛在 CBA 俱乐部眼中的地位正持续下滑。若赛事运营方不能在奖金激励、赛程安排等核心环节做出实质性改革，CBA 球队未来或集体选择战略性弃权，这一亚洲篮球最高舞台恐将彻底失去中国力量的参与。

一、亚冠参赛的 “赔本生意” 本质

亚冠联赛的奖金池看似高达 400 万美元，但冠军奖金仅 58 万美元（约 417 万人民币），这一数字甚至不及 CBA 顶薪球员半年的收入。以广厦队为例，仅三名外援的周薪总和就超过 10 万美元，两周赛程的薪资支出已达 20 万美元，加上往返机票、酒店住宿等费用，基础成本接近 50 万美元。即便夺冠，俱乐部也仅能勉强 “收支平衡”，若未能晋级则必然亏损。这种 “冠军不赚、输球必亏” 的财务逻辑，使得职业俱乐部在决策时不得不优先考虑 CBA 联赛和全运会等更具实际收益的赛事。

更严峻的是，亚冠的商业价值与关注度远未达到匹配其 “亚洲顶级赛事” 定位的水平。相比足球亚冠场均数百万的转播收入，篮球亚冠的媒体曝光量和赞助商投入均处于极低水平。某 CBA 俱乐部市场部负责人透露：“即便夺冠，我们获得的商业赞助增量也不足百万，远不足以覆盖参赛成本。” 这种投入产出比的严重失衡，使得亚冠在俱乐部的战略优先级中持续下滑。

二、全运会挤压下的 “非对称竞争”

2025 年亚冠与全运会资格赛的时间冲突，彻底暴露了 CBA 球队在资源分配上的困境。广厦队的孙铭徽、胡金秋等主力球员被省队抽调备战全运会，导致亚冠阵容仅剩三名外援和许钟豪等角色球员。这种 “拆东墙补西墙” 的做法，本质上是全运会 “政绩考核” 压力下的无奈选择 —— 在各省市体育局将全运会金牌视为 “硬指标” 的背景下，俱乐部不得不优先保障省队利益。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全运会的奖金激励机制远高于亚冠。以某东部省份为例，男篮全运会冠军的奖金池超过 2000 万元，而亚冠冠军的 417 万元奖金仅为其五分之一。这种 “重国内、轻国际” 的激励导向，使得俱乐部在人员调配时必然向全运会倾斜。正如媒体人付政浩所言：“在全运会的收益面前，亚冠的价值显得微不足道。”

三、亚篮联的 “改革滞后” 与 CBA 的 “理性放弃”

面对 CBA 球队的消极态度，亚篮联的改革举措显得迟缓而缺乏针对性。尽管亚足联在 2023 年将足球亚冠冠军奖金提升至 1200 万美元，但篮球亚冠的奖金机制仍停留在 “杯水车薪” 的水平。更关键的是，赛事时间安排始终与东亚联赛周期冲突 —— 每年 6 月的赛期恰好处于 CBA 休赛期，主力球员或休假或被抽调参加全运会，导致参赛阵容质量严重受损。

这种 “低投入、低关注” 的恶性循环，使得 CBA 球队的参赛态度从 “敷衍应付” 逐渐转向 “理性放弃”。辽宁男篮去年因外援注册规则调整，被迫以全华班青年队参赛；广厦队今年虽派出三名外援，但布朗等核心球员在比赛中明显缺乏斗志，甚至出现 “散步式防守” 等职业态度问题。这些现象折射出一个残酷现实：当亚冠既无法带来经济收益，又无法提升球队竞技水平时，俱乐部自然缺乏参赛动力。

四、改革路径：从 “鸡肋” 到 “机遇” 的可能性

若亚冠想重新获得 CBA 球队的重视，需在以下层面进行系统性改革：

1. 奖金与商业价值提升：将冠军奖金提高至至少 200 万美元，并引入冠名赞助、转播分成等多元收益模式，使参赛球队能实现 “以赛养赛”。
2. 赛程与赛制优化：将赛事时间调整至各国联赛开赛前的窗口期（如 10 月），避免与全运会等国内赛事冲突；同时借鉴足球亚冠的主客场制，提升比赛的对抗性和观赏性。
3. 上升通道打通：与 FIBA 合作建立 “亚洲俱乐部排名体系”，将亚冠成绩与国家队参赛资格、国际赛事种子席位挂钩，增强赛事的战略价值。
4. 外援政策灵活化：允许俱乐部临时注册外援参赛，避免因规则限制导致阵容残缺。

结语

亚冠联赛的鸡肋化，既是 CBA 职业化进程中的阶段性现象，也是亚洲篮球生态脆弱性的集中体现。对于 CBA 俱乐部而言，在现有机制下选择战略性弃权或许是理性选择；但对于中国篮球的国际影响力而言，这种 “缺席” 无疑是巨大损失。亚篮联若不能在未来两年内拿出实质性改革方案，亚冠恐将彻底失去中国力量的参与，这不仅是赛事的悲哀，更是亚洲篮球的重大挫折。